随着春天的脚步，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经济大潮、科技大潮、社会思潮扑面而来，一波又一波清新的气息吹进人们的心里，我们内心的躁动再也无法平复。人们必须思考，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冲击，是勇敢地站在浪潮一边，还是被它摧毁？
佛教作为一个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世界宗教，自然有能力、有信心、有勇气站在最前沿。但是，能力的发掘，信心和勇气的鼓励，关键在于佛家队伍的壮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而达到以上两点的唯一途径在于教育。教育是关系到新世纪佛教兴衰的大事。本文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首先，上个世纪的觉醒
公元前一世纪，佛教的车轮驶入了中国这片热土。经过20世纪风雨的洗礼，车轮留下了许多闪亮的足迹，但也不乏泥水。“人可以才华横溢，但不能才华横溢。”人是推动佛教车轮前进的动力，同时人也可能是阻止甚至摧毁佛教车轮的罪魁祸首。20世纪初，在西方殖民主义者洋枪的影响下，“东方沉睡的雄狮”似乎苏醒了，“洋为中用”成为当时开明人士的口头禅。但是，能为中国人所用的外国的东西，只是现成的观念或产生观念的方法。想用洋人的钱，就老虎皮求。无奈之下，一些“智者”提出了“庙产促学”的口号。学校是培养人才和灌输思想的基地。办学校对社会的好处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要想得到‘庙堂生产’的想法就没那么容易了。以静安大师为首的佛教界同仁与政府殊死抗争。在静安大师的愤怒和殉难的感召下，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紧密团结，与北洋政府决一死战，最终以政府的退让而告终。在这场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佛教界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政府要用寺庙财产办学校，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于是，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年轻佛教势力汇聚一处，在与教内外反对势力的斗争中，专门的佛学院相继成立。闽南佛学院、汉藏佛学院、柏林图书馆很快成为佛教僧侣自办教育的旗帜和典范。对于俗人，欧阳吴京先生创办了“智纳内院”，与各大寺院的僧人教育相呼应。常兴、法尊、居赞、法方、印顺、王、吕虎、熊十力等众多佛学学者脱颖而出，引领时代潮流，开启了佛学院教育的线索。055-79000、《觉有情》、《海潮音》等报刊杂志成为理论阵地。太虚大师在闽南佛学院等机构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规则和课程，提出了三级教育模式，为文革后全国各地佛学院的相继恢复和开办定下了基调。20世纪80年代初，苏州灵岩山佛学院首先被批准为中级佛学院，随后中国佛学院被恢复为高级佛学院。随后，闽南佛学院、上海佛学院等一大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佛学院相继恢复和创办。教育和人才培养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佛教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近20年的努力，各级佛学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各大寺院的青年住持和方丈几乎都是各级佛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佛教院校毕业后，寺院重要执事还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举办的“执事培训班”，大大提高了他们的佛教知识和管理水平。
二。本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新世纪是新的起点，新的起点必然有新的机遇。在新世纪，佛教的发展机遇尤为诱人。
首先，根据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当一种文化走向极端时，必然会被另一种文化所取代。上个世纪的文化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天下。西方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在科技、人际关系、民主和法制方面不走在世界前列的。命运改变了，随着世纪钟声的敲响，东方和西方同时跨入了新世纪的门槛。人们厌倦了以物质为主导的生活方式，渴望用优秀的精神食粮来填补内心的空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理性思维水平越来越高，追求理性将是本世纪的主流。毫无疑问，佛教在这方面很有潜力。佛教是理性的宗教。它反对任何外力对人的支配，强调人自身的理性思考能发挥人的内在潜能，这与当今人们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严肃态度不谋而合。
其次，上世纪下半叶异常活跃的邪教组织被世界各国所批判和取缔，这是社会对人的关心和拯救。但邪教势力的盛行，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正统宗教的衰弱和退缩。随着人们对邪教的批判，大量从邪教中觉醒的人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怀和保护，他们需要用新的思想武装自己。这是一片广阔的空间，除草、犁地、播种是佛教最终收获的希望。
再次，经过20多年的苦心修炼和修炼，佛教界“老少皆宜”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年轻一代的僧人和居士基本承担了佛教的重要领导责任。他们的基本特征是年轻化、知识化、合理化和专业化。他们内在的精神力量是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大胆创新。他们的崛起应该是佛教未来发展的希望，一个新的良性循环机制将重新投入运行。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佛教界在把握机遇的同时，也要理性面对随之而来的挑战。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思潮的日益激荡，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佛教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人如何站在社会上，评判社会，改造社会？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与佛教伦理、知识经济与先验经验、民族冲突、地区冲突、军备竞赛与人类和平等。都是佛教必须直面的话题。可想而知，本世纪的佛教任重道远。
第三，佛教教育的现状和问题。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佛教在本世纪的唯一选择，而做出这一选择的前提无疑是人才的培养和积累。尽管近20年来佛教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仍然无法避免对现状的担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佛教教育目标不明，主体偏颇。
1992年在上海召开的佛学院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佛学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是培养人才”。应该说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作为全国佛教工作的重点是非常恰当和及时的。初、中、高三级教学体系再次得到确认，但各级佛学院的具体培养目标难以明确。全国各级佛学院能拿出具体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非常少。20多年的佛学院教育，似乎大家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其次，佛教教育的主体过于狭窄。似乎教育的对象只能是和尚。好像只有和尚才需要教育。广大信教群众和俗人被忽视，甚至宗教政策实施以来，信教群众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仍然十分欠缺。
2.佛教教育的后续工作需要
佛学院教育的三级教学体系本身是合理有序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处于混乱状态。初级佛学院可以戴帽子(办研修班)，中级佛学院也可以戴帽子，这样原来的序列很快就被打破了。各级佛学院片面追求小而全，有条件的有，无条件的有，让各地佛学院一视同仁。这种原有的三级晋升竞争的激励机制被人为打破，各地佛学院自我保护意识强烈。自我修养，自我消化，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有前途的学生的能力。佛学院毕业后，稍微有点口才的都可以留下来教书；有一点写作基础的可以从事研究；梵天，学得好，可以做佛事。对于佛学院的外籍毕业生来说，要么被拒之门外，要么被甩在后面。人才的利用、管理和深造应作为佛教教育的后续工作加以重视，三级教育体系也应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其实施。
3.佛教教育的方式已经过时，很难跟上国际水平。
目前佛学院的教学大多沿袭三三三五四的传统教学模式，是私人的、灌输式的、消字式的，与社会学校普及的现代教学模式相差甚远。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观察时机自娱自乐，因材施教，勤学苦读的要求都被忽略了。老一代法师和居士去世后，新一代法师和居士在知识和学术水平上难以延续，导致理论和实践脱节。佛学院的学生一旦走上工作岗位，遇到实际问题就无能为力。因此，有很多人是盲人，但纸上谈兵。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思想在佛教界难以普及，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与佛教界共担责任，即佛教界只管实践，而学术界负责理论指导。持这种想法的人恐怕不在少数，甚至佛教界也有人在大力鼓吹。请问：不懂佛法的修行人可以修行吗？如果佛教徒不宣扬佛法，谁来延续佛教的智慧？被学者？显然不是。同样的，佛教教育最迫切的任务恐怕也是在坚定信仰的同时，培养能够传播佛教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人才。
4.佛教教育的重点没有把握好，教书育人往往形成一对矛盾。
就教育而言，教书和育人应该同步进行，教师在教书的同时也在育人。但就时间而言，教书的时间毕竟短暂，而育人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作，是伴随一生的。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总是需要不断提升的，短短几年时间把一个学生培养成一个完美的人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认为佛学院的教学应该在育人的基础上增加教学的比重，把佛学教育的重心转移到教书育人并重上来。这就是为什么佛学院的学生被称为“学僧”。“学佛出家”和寺庙专门出家要用两个标准来衡量，单一的标准必然会导致‘逼良为娼’的后果。
4.普及、提高、借鉴和创新是佛教教育的当务之急。
1.大众化是佛教的基础。
佛教在建立之初，就下大力气向民间传播。在当时种姓制度森严的社会背景下，佛教坚持有教无类，贱民与国王、乞丐与富商可以同桌听经，共同皈依。佛教宗派时期，佛教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佛教徒分布在印度各地，并与当地的人文和思想紧密结合，形成了20多个教派；在牧师学校结束时
但在大乘佛教后期，佛教理论走了经院哲学的道路，佛教成为少数宗教，种姓制度被应用于佛性的划分，普通人被排斥在佛教圈子之外，佛教的生命被扼杀，甚至在密宗近700年后，也因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生命内涵而最终在印度消亡。
镜头一转，再来看中国佛教，这是印度佛教在其他地方的伟大成就。从最初对中国传统道学的依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玄学的融合与阐释，这就是佛教在中国社会的熟悉与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努力塑造自己在社会、思想、文化、艺术、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形象。并试图积极参与其中，以充分发挥其引导世界、普及风俗的特殊社会功能。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稳定给佛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佛教的特点是教派众多，传播多样，艺术繁荣。佛教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元明清以来，佛教在理论上成就不多，但知名度却逐渐加深。佛教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印着佛教的痕迹。这是这一时期佛教重视普及的结果。
所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佛教教育的对象和主体应该是广大民众，培养僧人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传播佛法，造福学生。起初，佛陀创始僧团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便于集中修行和管理，也是为了培养一批传教人才。这从他后来要求僧人外出传教时要分散行动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就可以看出来。
2.提高佛教徒的素质是佛教的生命力。
随着佛教徒人数的增加，他们素质的提高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素质与能力，水平与活力。高素质的人才可以带领大批信众共同努力，为佛教的复兴贡献力量。目前就佛教徒的整体素质而言，还是需要提高的。对于在家的信众来说，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参加寺庙组织的学习班、讲座，或者通过视听等方式来实现；对于出家的僧人，佛教教育是主要途径。经过三到四年的学习，僧人可以系统地掌握佛教基础、传教手段、研究方法、出家之道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知识。同时，他们也应该参与到信息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为将来传播佛教和造福学生打下基础。这对佛学院未来的教育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佛学院的教育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传授佛教的基础知识上，而应该涉及到很多学科和领域。除了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培养一支有知识、有能力、有水平的僧人队伍，是佛教长久以来的希望。
3.学习他人的经验和方法是佛教生命力的保证。
“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方法，找到提高佛教徒整体素质的捷径，改善佛教教育过时落后的教育模式，带动佛教走出自恋自大的误区，从低谷徘徊的状态走上正向发展的道路。借鉴他人的经验和方法，最重要的前提是勇于暴露自己，承认自己的不足，积极与其他宗教和社会阶层建立对话机制，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来指导我们的传播佛教活动，大胆吸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最新的技术成果，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佛教研究方法，借助信息技术的最高成就来论证佛教知识的合理性和超越性，丰富佛教的内涵。特别是，佛学院教育应该充分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
4.不断创新是佛教吸引人的需要。
佛陀的伟大教导贯穿他的一生，强调回应机遇和机会。所以佛经中的思想和理论，以及对它们所做的解释，都是符合当时需要的。250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依然正确。然而，佛经中难懂的语言和过时的表达方式已经成为制约佛教发展的瓶颈，佛教对公众的吸引力可能会因为这些工具中的障碍而减弱。因此，在佛教教育过程中，要按照佛陀提出的‘三法印’标准，对佛经语言进行新的解读，采用符合现代人语言习惯的新的表达方式，充分挖掘佛经中蕴含的有利于改变世界和人心的内容，强化佛教化世界为世界、引导人心的社会功能，通过佛教对社会事业的关注，唤起人们对佛教的关注，进一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信仰。
佛教教育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比如师资、教材、信仰、道教等等。显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在这些方面。本文关注的是佛教教育观念的更新。普及是基础，提高是目的，借鉴是方法，创新是需要。普及是为提高打基础，从中学习，为创新做准备。在这四个原则的指导下，解决其他问题就会容易得多。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如有不妥，请坦诚大度。